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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七中反对成都七中

以公共资源为基础衍生出来的“品牌”,究竟应该属于谁?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叁里河(ID:Sanlihe1)

半年不到,成都七中两次躺枪,一次被去年“屏幕改变命运”的网校打中,一次被这次民办的成都实验七中误伤。看起来无辜,其实不过是这些年来名校热烈拥抱集团化办学后的一个附属结果。

作为全国top5的中学,除了嫡亲林荫校区和高新校区两个学校外,成都七中教育集团旗下还有包括领办、指导合作、对口帮扶的十几个沾亲带故的学校,这些在成都被统称为“七中系”。被推上风口的东方闻道网校和七中实验中学,都只是其中之一。

集团化办学不是成都七中的创新。高考扩招后,教育集团化几乎是全国所有城市、所有知名重点学校共同选择的一条路。以成都为例,市里最好的三所学校“四七九”中的另外两所——四中和九中,背后的教育集团都不比成都七中小。单从学校数量和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看,四中对应的石室教育集团甚至早就超过了七中。

这导致成都地区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几乎全部归于“四七九”旗下。每年“四七九”自主招生,都有来自四川及外省的上万考生蜂拥参加,学校旁边的酒店宾馆被陪考家长预订一空,附近街道车流拥挤,绵延百米。2017年,仅成都七中一个校区,就吸引3000多名考生同时争夺100个录取名额。

从教育集团化的初衷看,这本来是一个用来解决教育不均衡的手段,结果却也有加剧教育不均衡的副作用。

教育集团化最早出现在杭州,在教育投入全国性不足的前提下,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杭州,活跃的民间资本和投入不足的教育,很快达成默契。

1993年绿城集团创办绿城育华学校、1994年浙江发展集团投资杭州西子实验学校。之后,杭州二中、杭州高级中学、杭州四中等公立名校,也纷纷成立附属的民办初中,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来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。

1998年后,伴随房地产开发热,杭州名校集团化开始加速。新中产随着好房子搬了家,名校却留在老城区,两边互相呼唤,让名校集团化变得顺理成章。

2001年,浙江省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拓宽教育融资渠道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》,明确规定: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,加快教育事业发展,各地可探索组建以优秀学校为龙头,跨地区、跨类别学校的教育集团。

第二年6月,杭州市跟随省里的政策,发公告宣布:可以优质学校为龙头,组建跨地区、跨类别学校的教育集团,通过资产和人员重组,改造薄弱学校,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。

政策鼓励成为杭州教育集团化的催化剂。公告发出3个多月后,全国第一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——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成立。之后仅用了5年,杭州就成立了51个教育集团,有114所中小学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。

而作为最早的响应者,房地产跟名校集团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断过,并且越来越紧密,逐渐形成了“名校+名盘”的房地产模式

2011年,杭州树兰书香名邸曾经露骨的打出“买房=读名校”的营销广告。按照营销广告的说法,成功抢购到他们房子的前20个业主,可以免试直接入读杭二中树兰实验学校,因为他们跟杭二中树兰实验学校同属于一个投资集团,这20个名额是专门留给楼盘销售的。

杭二中树兰实验学校是杭二中集团下属的学校,也是杭州市最好的民办学校之一。正常情况下,要想进树兰实验学校,必须要经过录取比例为3比1的激烈竞争。

这则营销广告在2011年发出后,遭到媒体批评,认为花钱就能上好学校,有失教育公平。但实际上,“名校+名盘”的房地产开发模式,在业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。

成都七中教育集团旗下的嘉祥外国语学校,就是知名房地产商嘉祥房产“名校+名盘”的一个样本。这所学校是2005年嘉祥房产开发城东育才都市家园时,与成都七中联合在社区旁配套建设的一所学校,因为有“成都七中”的号召力,嘉祥房产开发的育才都市家园当时的销售速度比普通楼盘快好几倍。

这次被拉出来游街的成都七中实验中学背后的金主冠城集团,在四川投资的另一所“七中系”民办学校——眉山冠城七中实验中学,旁边就是冠城自己开发的楼盘冠城学府。因为有名校加持,这个项目的价格比周边几乎贵一倍,却仍然快速销售一空。

在资本和名校联姻这件事上,参与各方本来可以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事情:

对资本方来说,在稀缺资源上的投入有看得到的收益;对政府来说,发挥好学校的品牌优势,吸引民间投资入场,有缩小区域间教育差距的故事讲;对名校来说,用民办学校的收费,弥补公办经费不足,能提高学校软硬件标准,巩固原有“重点学校”的地位。

但多赢一般创建在几方平等自愿、利益合理分配的基础上。

跟浙江类似,成都几个教育集团的成立,也有政策推动的背景。

2009年,成都启动名校集团化战略,相继发布《关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升城乡教育服务水平的若干意见》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城乡普通高中教育均衡发展规划》《关于推进名校集团发展的意见》《规范名校集团管理八条规定》等多个文件,通过经费倾斜、增加编制等措施,鼓励名校集团化办学,“四七九”系的教育集团,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壮大的。

不过,政策指挥棒能让各种资源聚在一起,却很难在分配上有所作为。

2016年成都七中前任校长调离时,就有人在关于老校长的帖子里吐槽:“七中教育集团其实是在教育均衡口号下的拉郎配行动,其他诸多教育集团都是如此。本来学校之间就是升学率和招生的竞争对手,非得要让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,吃起来也不香。”

不仅吃起来不香,有时还会闹起来。

2017年,因为成都实验中学被上市公司收购,成都七中和成都实验中学背后的冠城集团闹上法庭。

按照收购公告和《证券时报》的报道,在成都七中帮助下创建起来,并借名校招牌运营的成都实验中学估值20个亿,年利润近2亿,每年交给成都七中的品牌使用、委托管理费用只有200万。成都七中在接受采访时说,他们直到上市公司发公告,才知道挂着自己名号的七中实验中学要被收购。

显然,在两家的合作关系中,成都七中并不是主导者。

多年来,教育集团化或者与合作伙伴联合办学已经成为各地“超级中学”的标配,类似成都七中和“成都七中”的矛盾还存在于衡水中学和“衡水一中”之间。

学生家长众所周知的衡水中学是公立名校,“衡水一中”是衡水中学和泰华集团合办的民校。衡水一中在成立之初就背负两个使命:一是衡水中学招生规模超限,需要分流;另一个是受限于公办学校不能营利的要求,需要由一所民办学校承担衡水中学“市场化”的成果。

因此这两所学校长期以来,采用“一校两制,内部互通”的方式运作,衡水中学不仅借助民办渠道突破“跨区招生”等各种红线继续掐尖,还以衡水一中为投资主体在全国复制“衡水模式”。

于是,在河北省教育厅要求衡水中学、衡水一中整改办学,互相“切割”后,双方立刻陷入了夺权大战。《财新》曾在一篇报道中写到过双方夺权大战中的剑拔弩张:衡水一中原公章“自2014年9月19日23日40分被河北衡水中学校长张文茂强行取走”,董事会与投资方迫于无奈与6月12日登报声明,作废公章,并于三日后“合法刻制新章”。

比较而言,人大附中在集团化过程中与合作方的关系要融洽得多,不仅跟帮扶对口公办学校关系好,各种挂靠“人大附中”招牌的营利和非营利民办学校,也没有爆出有矛盾的新闻。

因为万元校服而出名的人大附中杭州学校,每年学费12万,百分百控股方是狄邦教育集团,招聘也是由狄邦教育集团负责。狄邦教育集团和人大附中的合作源远流长,2004年就在人大附中校内开设A-level课程,人大附中承办的外籍学术校长会,更是直接冠上了“狄邦外籍学术校长会”的名。

校企关系良好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旗下有十多所中小学的华师一附中,直接控股旗下的私立学校。华一寄宿学校的官网介绍说:“湖北华一寄宿学校创建于1996年,是华中师大一附中控股的全日制寄宿型九年义务教育民办学校。”

按照规定,公立学校不能直接控股民办学校,但是官网如此介绍,应该是“两块牌子,一套班子”的常见安排。

华师一附中目前每年给华一寄宿60个左右的分配生名额,占华师一附中总分配生名额的三分之一。

公允地说,名校的集团化办学,对复制和扩散优质教育资源是有帮助的。但以公共资源为基础生出来的“品牌”,归属权究竟应该属于谁,收益权应该属于谁,谁才有资格变现它,一直都是难以说清楚的问题。所以才会出现“成都七中反对成都七中”这样的现象。

少林寺对面有一家“十方禅院”,是旅游公司租用的少林寺零点四亩土地。1993年双方协商,“十方禅院”每年付给寺院土地租赁费一万元人民币,香火费五万元,允许使用“十方禅院”的名称,租用期四十年。

释永信认为,这些年“十方禅院”没有履行和少林寺的合同,还一直在算命收钱。那里面有塑像、罗汉、算卦、烧香,搞些封建迷信活动,欺骗游客,应该收回少林寺。但是一纸诉状告到法院也无济于事,政府承诺的整改也迟迟不到位。

2009年,登封市嵩管委通过“招商引资”,与一家叫港中旅的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,跟少林寺签订了分成7成门票收入的协议。一向以少林寺CEO面目示人的释永信说不知情,后来还表示少林寺绝对不能上市,否则会破坏1500年文化传承。

他曾经在两会上建议国内的宗教物产应该登记归国家所有。有的代表问:“您不说我还一直以为少林寺的庙宇是属于少林寺的呢。”

释永信听罢直摇头说:“现在说不清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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